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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章（第2页）

没有人会记得的。

从来没有。

十分钟转眼即逝，颂然不能再拖下去，手指在按键上飞速跃动，发出了一条消息。

“问了妈妈，我得过水痘。”

他的目光紧紧盯着手机屏幕，看到这条信息气泡的标识从“发送”变成了“已读”，十几秒过后，一个新的白色气泡跳了出来——“好，我放心了。”

颂然将手机扔到旁边，闭上眼睛，倦怠地呼出了一口气。

第二天，布布退了烧，体温下降到37度，食欲也基本恢复正常。吃过早餐，颂然抱他去阳台沐晒日光，顺带杀一杀病菌，他就穿着小黄鸭睡衣坐在绒垫子上，一会儿读读绘本，一会儿和布兜兜玩推球游戏，还相互踩尾巴玩。

鸭子尾巴短，猫咪尾巴长，布布占据物种优势，灵活扭一下屁股就能赢，心情大好。

颂然站在客厅落地窗前，给T市福利院打了一个电话。

他想确认自己的病史。

T市是一个内陆省份的四五线小城市，儿童福利院占地小，楼房矮，设施差，聘用的员工素质参差不齐。档案室的大叔一大早迟到了五十分钟，泡好一缸粗叶茶，摊开油印杂志，撕下一页广告纸卷着烙饼吃，很快沉浸在了高官与二奶的艳情故事里，以至于被不识相的电话铃打断时，他极其不悦地“啧”了一声。

颂然客气地阐明了意图，大叔嚼了两口烙饼，操着浓重的乡音敷衍他：“得过，得过，我们这里的小孩，哪个没得过嘞。”

说着就想把电话挂了。

“等等！能……能请您帮我单独查一查吗？”颂然赶紧请求，“以前江老师说过，我们的病历也会有留档的，应该就在档案室里。”

大叔的脸色立刻不好看了。

他重重搁下烙饼，把印有女星半身像的杂志往旁边一推，翻开登记表，非常不耐烦地问：“姓名，年龄，入院年份。”

“颂然，歌颂的颂，当然的然，23岁，2001年2月份入院的。”

大叔潦草记下信息，随手把笔一扔：“我现在就去查。”

他嘴上这么说，实际的动作却是翻开杂志，找到刚才那篇《高官与二奶，一口血色的玫瑰陷阱》继续读了下去。五分钟以后，他读完这个狗血俗套的故事，张口骂了句娘，才想起颂然还被晾在电话那头，于是抄起听筒，信口雌黄：“查完了，你得过水痘。”

颂然一没听见桌椅挪动声，二没听见走路声，只听到近处的纸页翻动声，自然觉得疑惑，就问：“我是哪一年得的？”

那边失去耐心，直接发了火：“你这小孩怎么回事？说你得过就得过，我只查一次，爱信不信！”

接着，电话被挂断了。

颂然放下手机，望着漆黑一片的屏幕，嘲讽地摇头笑了笑——七年过去了，福利院还是老样子，一成不变，隔着电话也让人感到寒意。

很早之前，颂然记忆中的福利院大门口就挂着一条褪色的横幅，写着诸如“属于孩子们共同的幸福大家庭”这样的标语。大人们总爱说，这儿就是你们的家，你们互为兄弟姐妹，老师是爸爸和妈妈，生活多么幸福。逢年过节，电视台和报社惯例过来采访，只要能引导孩子们面对镜头，说出一句“福利院是我的家”，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。

可每一个孩子都清楚，福利院不是真正的家。

“家”这个概念太纤细，也太易碎，它像一件捧在珍珠绒上的玻璃雕塑，小小的撞击也会令它粉身碎骨。有时候，当孩子们快要相信了，一番怜悯过度、接近羞辱的言辞，一个明里关爱、暗中嫌弃的冷眼，或者像今天这样，生了病，请档案室的大叔帮忙搭一把手，他们就会立即清醒过来，意识到——这里不是家。

无论墙壁贴了多少彩饰、桌上摆了多少花束，这里都不是家。

颂然抬起头，透过十二层的落地窗，对面是成排成列无比相似的玻璃窗。他又转头去看阳台，一束迷离的阳光穿透云层，均匀洒入室内。布布搂着蓬松的大毛团，光着脚丫子，蜷在悬垂的风铃草底下睡着了。

他悄悄走过去，坐在孩子身旁，为他盖上了一块小毯子。

所以，什么才是家呢？

家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，住着一些相互陪伴的人，一个人的生活会成为其他人共同的记忆。家人会记得你哪年哪月患过水痘，有没有发烧，有没有落泪，一天天怎么熬过去，直到病愈。当你长大了，遗失了幼年时零碎的、模糊的记忆，只有家人还原封不动地为你收藏着。

因为彼此记得，所以，走到哪里都不会彷徨无依。

颂然伸出手，戳了戳布布的小圆脸。

没关系啦。

虽然没有谁收藏了关于他的记忆，弄得他现在也不确定自己到底得没得过水痘了，可是，他和布布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天，是一根绳上的小蚂蚱，要传染早传染了，又何必太过担心。

现在，照顾布布才是最要紧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