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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委托（第2页）

“她笑起来很可爱，是个很活泼的孩子。”福岛先生有些失神地说。

“福岛万弥事件”发生后的第五年，即一九八四年，五岁的长谷部有美在被家人带去的弹珠游戏厅里失踪了。那天下午五点之前，母亲还见到有美在游戏厅门口玩耍，之后便下落不明。现场既无目击者，也无人听见哭喊声。一年零四个月后，有美在距离游戏厅两公里外的一块农田中被发现，彼时她已经成了一具白骨，死因不明。

小有美的父亲站在玄关看着我的名片，低头说道：“事到如今你还想问什么？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这事。听警察说，凶手抓到了。他们做得很好。我们虽然恨凶手，可带有美去游戏厅的是我们，我至今仍十分自责……”

发现有美遗体的那块农田的主人十分同情有美的遭遇，在田间种了桃树，每年春天，桃树总会开出艳丽的粉色花朵。

菅家在审讯时供认了万弥与有美的案件，之后却翻供了。两起案件最终不予起诉。

然而，当时警方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与媒体报道却深深影响了民众的判断。我在足利市街头采访时，发现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三起案件已经全面侦破，甚至部分家属也深信不疑。

唯一被起诉的“足利事件”是如何审判的呢？

一九九二年二月，宇都宫地方法院进行初次公审，菅家承认全部起诉内容。同年十二月的第六次公审，他却推翻了之前的供述。“审讯的刑警实在太可怕了，我就说了谎。”面对菅家在公审中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，他的辩护律师都乱了阵脚。

到了这个阶段，自供加物证的双重证据保障已失其一，可是供述调查报告并不容易推翻，连辩护律师都质疑菅家的否认是为了寻求减刑。翌年一月的第七次公审中，辩护律师提交了一份菅家再次承认供述内容的上申书。

我一向认为“上申书”这类定义不明的文件不可取。明明没什么法律依据，大家却认为它是“自己主动向上级机关提交的证明”，仿佛在告诉大家：“无人逼迫，我是主动说明情况的，这就是证据。”

可是，提交了上申书的菅家在六月的第十次公审中再次否认了供述。

即便如此，侦查人员坚信不疑的物证——DNA型鉴定——仍然是难以攻克的高墙。

“DNA型鉴定”到底是什么？坦白说，此前我也一窍不通。当听到警察说，“通过DNA鉴定，凶手在现场残留的血迹与嫌疑人一致……”，我就会认为“嫌疑人一定是凶手”，对“DNA鉴定一致=凶手”的公式深信不疑。

其实，这种认识大错特错。

请大家注意，我在上文提到的是“DNA鉴定”，而非本书一开始便多次出现的“DNA型鉴定”。加上“型”字是有意义的。因为这种鉴定形式就像血型鉴定，以型号分类，即按DNA型将人们分组，再进行识别。

如果一个人的DNA型与凶手相同，只能说明他有可能是凶手，因为其他人也有可能是同一型号，不能断言“他就是凶手”。大家总以为DNA型是侦查工作的直接证据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与血型相比，DNA型的种类更多，型号一致无法指认凶手，但只要当中有一点差别，就是证明清白的关键。也就是说，DNA型鉴定结果只能作为无罪而非定罪的证据。

另外，“DNA几乎一致”这样的报道本身就是错误的。最终结果只能是一致或不一致。

我拜访了大学教授、DNA型鉴定专家以及熟知相关知识的律师，查阅了艰涩难懂的专业书籍，才终于厘清了“足利事件”DNA型鉴定的前因后果。

“足利事件”的DNA型鉴定是在案发的第二年，即一九九一年实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