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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章 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企业管理（第2页）

如果把大明王朝比作一个“漏洞百出的系统”，那么《万历十五年》里的六个人，就是六个不同的“程序员”：有人想修复系统，有人想推翻重写，有人发现修不好只能躺平，还有人干脆放弃，去研究“系统为什么会坏”。他们的故事，就是大明系统崩溃的“全景图”。

第一个程序员：万历皇帝——从“想修系统”到“直接摆烂”。万历刚登基时，跟着张居正学“怎么修系统”：张居正搞“一条鞭法”，简化税收；搞“考成法”，考核官员，万历都全力支持。可张居正一死，万历发现，自己根本掌控不了“修系统”的节奏——文官们反对张居正的改革，还把张居正的家产抄了，连他定的规矩也全废了。万历想重新推进改革，却没人听他的；他想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，也没人听他的。1587年，万历彻底放弃了：“既然你们都不想修系统，那我就不管了。”他开始不上朝，不批奏折，甚至不任命新官员——空缺的职位越来越多，奏折堆成了山，系统越来越卡，可万历一点都不在乎：“这系统是你们要的，坏了也该你们负责。”

第二个程序员：张居正——唯一能“大修系统”的人，却死无全尸。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，也是大明最有能力的“系统工程师”。他知道系统的漏洞在哪：税收混乱，就搞“一条鞭法”，把所有税都折合成银子缴纳，简单明了；官员偷懒，就搞“考成法”，根据政绩决定升降，赏罚分明。在他的手里，大明系统稍微“流畅”了一点：国库有了余钱，边境也稳定了。可他的问题是“太强势”——他敢得罪地主，敢顶撞文官，甚至敢管万历皇帝的私生活。1582年，张居正去世，文官们立刻开始报复：弹劾他“专权”“贪腐”，万历皇帝也因为之前被张居正管得太严，顺水推舟抄了他的家。到了1587年，张居正的改革已经荡然无存，他本人也被钉在了“奸臣”的耻辱柱上。黄仁宇说，张居正的悲剧，是“他想一个人修整个系统，却忘了系统里的人，都不想被他管”。

第三个程序员：申时行——想“小修小补”，却成了“和事佬”。申时行是张居正之后的首辅，他知道系统不能不修，但也不能像张居正那样“硬来”。他的办法是“和稀泥”：文官们吵架，他就劝“大家都是为了国家，别伤了和气”；万历皇帝躺平，他就一边劝皇帝“多上朝”，一边帮皇帝挡文官的弹劾。他想在“皇帝”和“文官”之间找个平衡点，慢慢修复系统漏洞。可1587年，他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：万历皇帝不听劝，文官们也不买账，有人骂他“懦弱”“没骨气”，有人弹劾他“纵容皇帝，误国误民”。最后，申时行只能辞职回家——他想“小修小补”，却发现系统的漏洞太大，根本补不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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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个程序员：海瑞——想“重置系统”，却连“开机”都做不到。海瑞是个“理想主义者”，他觉得系统之所以坏，是因为“大家都不遵守规则”，所以他要做“规则的守护者”。他当官时，一分钱灰色收入都不要，还严查贪官污吏，甚至敢骂万历皇帝“沉迷享乐，不管国事”。他想把系统“重置”到最开始的样子，让所有人都遵守“祖制”和“道德”。可1587年，海瑞去世时才发现，自己一辈子的努力，连“一点浪花”都没掀起来：贪官还是那么多，潜规则还是那么盛行，他制定的规矩，在他离开后就被立刻废除。黄仁宇说，海瑞的悲剧，是“他以为系统坏了是因为‘人不好’，却不知道是‘系统本身就有问题’——你再守规则，也救不了一个烂透的系统”。

第五个程序员：戚继光——想“升级武器”，却被“系统限制”。戚继光是明朝最厉害的“军事工程师”，他知道系统的“防御模块”不行——军队战斗力差，武器落后，根本打不过倭寇和蒙古。所以他自己练“戚家军”，改进火器，甚至还写了《纪效新书》，教士兵怎么打仗。在他的手里，大明的“防御模块”暂时升级了，倭寇被赶跑了，蒙古也不敢轻易来犯。可1587年，戚继光被罢官了——因为他是张居正的人，张居正倒了，他也跟着倒霉。更惨的是，他练的戚家军，没了他的指挥，很快就散了；他改进的火器，因为“不符合祖制”，也被封存起来，再也没人用。黄仁宇说，戚继光的悲剧，是“他想升级系统的某一个模块，却忘了这个模块，根本离不开整个系统的支持——系统不想升级，你再厉害也没用”。

第六个程序员：李贽——想“搞懂系统为什么坏”，却被当成“异端”。李贽是个思想家，他不像其他人那样“修系统”，而是去研究“系统为什么会坏”。他说，明朝的问题，不是“祖制不好”，也不是“官员不贤”，而是“大家都被‘礼教’捆住了手脚”——皇帝不能做自己，官员不能办实事，老百姓不能有想法，这样的系统，怎么可能不坏？他写了很多书，批判礼教，提倡“个性自由”，可在1587年，他被当成“异端”，官员们弹劾他“离经叛道”，甚至要抓他坐牢。最后，李贽在狱中自杀——他想搞懂系统为什么坏，却连“说话的权利”都没有。

这六个“程序员”，代表了六种不同的选择：万历选择“摆烂”，张居正选择“硬修”，申时行选择“和稀泥”，海瑞选择“守规则”，戚继光选择“升级模块”，李贽选择“找原因”。可到了1587年，他们都失败了——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大明的系统，已经到了“无药可救”的地步。就像一台已经老化的电脑，你再怎么修、怎么补，也跑不动新的程序，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蓝屏、死机。

1587年，就是这样一个“骗局”：它看起来平淡无奇，却藏着大明王朝最致命的危机；它看起来无事可记，却决定了之后几百年的命运。黄仁宇写这本书，不是为了骂谁、夸谁，而是想告诉我们：一个国家、一个制度，最可怕的不是“遇到困难”，而是“失去了改变的能力”。当所有人都在守旧、都在内斗、都在躺平时，哪怕是再强大的王朝，也会在平淡中慢慢走向灭亡。

万历皇帝——“躺平”始祖的终极抗议

你能想象吗？一个手握天下权柄的皇帝，居然活成了职场里最憋屈的“工具人”——想提拔喜欢的下属，不行；想给心爱的人一个名分，不行；连花自己宫里的钱，都要被一群人指着鼻子骂“败家”。最后没办法，只能用“躺平”对抗：不上朝、不批奏折、不做任何决定，用最消极的方式，跟整个僵化的体制死磕。

这个“躺平始祖”，就是万历皇帝。很多人骂他“昏庸懒惰”，可没人知道，他的“躺平”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被硬生生逼出来的。从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热血青年，到一个连奏折都懒得看的消极皇帝，万历走过的路，藏着所有“被体制PUA”的人的共同委屈。

一、从“热血太子”到“摆烂皇帝”：一场持续20年的“立储PUA”

万历刚登基时，根本不是后来的样子。那时候他才10岁，跟着老师张居正学治国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，奏折看得比大臣还认真。张居正去世后，20岁的万历亲政，更是卯足了劲想做“千古一帝”：他亲自去天坛祭天，祈求五谷丰登；他派军队去宁夏平叛，亲自制定作战计划；甚至还想改革税收，让国库更充实。那时候的他，眼里有光，心里有火，觉得自己能让大明重新变强。

可这团火，很快就被一场“立储之争”浇灭了。万历喜欢郑贵妃，也喜欢她生的儿子朱常洵，想立朱常洵做太子。可文官们不干了，他们拿着“祖制”当尚方宝剑，说“必须立长子朱常洛，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，不能改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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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开始，万历还想讲道理。他跟文官们解释：“立太子是朕的家事，你们就别管了。”可文官们根本不听，天天上奏弹劾，有的说“陛下违背祖制，是昏君”，有的甚至用“死谏”威胁——跪在宫门口不起来，说“陛下不立长子，臣就死在这里”。万历没办法，只能妥协，说“先不立太子，等几年再说”。

可文官们不依不饶。接下来的20年里，不管万历说什么、做什么，文官们都能扯到“立太子”上。万历想修宫殿，文官们就说“陛下先立太子，再谈修宫殿的事”；万历想派军队去边境，文官们就说“陛下不立太子，国家没有储君，怎么能打仗”；甚至万历生病了，文官们还上奏说“陛下是因为不立太子，上天降下惩罚”。